国家有预防孤独死的责任，而制定政策保护那些身体状况处于危险境地的人们，就需要国家大力组织和开展孤独死相关的调查和研究。

所以，人才工作的法治化，要求确立并不断健全相应的条件和标准。人才管理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依照法定的权限、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8年2月印发的《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目前，我国人才评价机制仍存在分类评价不足、评价标准单一、评价手段趋同、评价社会化程度不高、用人主体自主权落实不够等突出问题，亟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2005年制定、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对目前我国人才立法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但是，要在人才领域着力解决评价标准一刀切问题，就必须设置特别的标准，至少要有适用特别标准的特别程序。作者简介：杨建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各地各界要注重以立法促进人才发展，营造有利于人才培养、使用、成长和发展的法治环境，才是取胜之道。

而通过法制所确立的人才和人才工作，必须坚持其内容、方式、程序、标准和条件等的法定性和稳定性。借鉴该法的相关规定，可为人才立法确立方向和原则，将有助于避免和制止抢人大战中的乱象。禁止自任法官原则，在程序法上的直接体现是案件分配与管辖制度。

法学家夏皮罗（Martin Shapiro）称： 对于各种不同的文化而言，无论何时，当两个人之间发生了靠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争议时，根据常识的一个解决方法是召集第三方以帮助达成一个解决方案。因此，也许由外部性看，弊大于利，而由内部性言，则可能相反。此外，当事人亦不应充当自己案件的程序法官。近年来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司法改革，从技术面可以看作司法专业主义的一种推演。

因此对司法人员进行分类管理，实行司法员额制度是不可缺少的制度环节。重提共识，除了具有纪念意义，更因着眼现实与未来。

不过，这种机制的建立与适用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该社会的治理结构以及对司法可适用性的考量。司法专业主义 三方结构所应对的纠纷，有不同的类型，有简单而易于判断的，也有复杂而难以裁决的。在我国，行政体制十分强大，对社会实施行政控制的传统源远流长，此种背景之下，以听取申辩等正当程序原则对行政权进行司法规训，具有积极意义，且需进一步发展。通常情况下，因为职能和体制上的关联性，这种配合主要是发生于国家关联机关之间，如公、检、法三机关，法院不会和律师讲配合。

三方结构，以裁决者的独立性、中立性，包括与纠纷利益无涉，以及与当事人任何一方无特殊关系为前提。所谓相对制度，是指无论何种主张与意见如何正当有理，也不具有话语霸权，而应允许另一方面的意见存在，允许对指控的申辩，从而形成意见的对应性或相对性。然而，亦因如此，障碍较大，且认识不一。禁止自任法官原则，必然导出另一项法理一以审判为中心，即当事人只能提出诉讼请求及支持依据，无权代替法院做出判断和裁决。

在初民的社会，裁决者是部落长老、族长等族群中的德高望重者。笔者实务出身，历来认为中国司法不可能消除行政化因素，目前的改革，也只能是相对合理。

与之相适应，需对司法官提供制度保障，包括能够维系其尊崇的必要精神与物质待遇，保障其地位和独立性的任职制度与惩戒制度，等等。至于近期热议的捕诉合一，不过使批捕与控诉的角色混同问题更为明显。

以具有共识性的基本学理作为裁判依据，是中国裁判学理体系的进步。所谓避免偏私，是在区别当事人和法官的基础上，要求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即禁止自任法官。近期讨论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提出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逃匿者进行缺席审判的法规范。在此种传统之中，实现治理方式和手段的必要区分并发展专业技术与伦理，不免步履艰难。改革开放以来，刑事诉讼法由制定到修改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刑事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辩护权设置的基础法理可以表述为一种相对制度。

而且裁判的中立性与独立性，也不允许其配合任何一方，无论是配合代表国家相关职能的控诉方，还是配合其相对方当事人。而当社会向前发展，纠纷解决被纳人专门管道，就产生了法院。

而长期羁押，无论称逮捕或留置，则均应经过司法审查。第三，有权对控告进行辩解。

因此，案件中重大程序问题亦应由法院裁决。同时，它也是防止裁决者超越当事人主张，代行当事人职能，做出专断和突袭裁决的一种技术装置。

这种改革的意义，也许正是在于使司法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真正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领域和治理方式，从而摆脱社会治理手段同质化的局限，促进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结语：社会逻辑与司法逻辑 以上分析的司法逻辑，包括三方结构基础上的角色分离及裁判的独立性与中立性，听取申辩所体现的理性、多元及宽容主义，司法专业主义的技术要求、责任伦理及职业化构建，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即使有辩护律师，因信息不对称，亦难以对指控进行有效抗辩，程序正当性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而且裁判生效后很难救济。另一方面，确认审理与裁判的统一性，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性，强调司法者的责任承担，从而为司法责任制奠定基础。

从理论上分析，常态社会中共同体内部一切社会冲突，在其末端均可诉诸司法判断和裁决。近年来推行人财物省级统管，以及设置跨行政区划司法机构的改革，正是一种初步尝试，以保障司法权的独立行使，防止利益关联方在实质上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裁决前听取相关各方意见，既为查明事实正确裁断的技术要求，又是一种当事人权利保障制度。体制整合系国之大计，须得慎重谋划。

中国司法改革推动的司法进步，使律师辩护的必要性基本成为社会共识。认真审视，虽然通过司法改革我们实现了一定的体制、机制与制度进步，但司法逻辑与行政逻辑纠缠不清的问题并未获得较为彻底的解决。

因此，需循此方向继续推进，并重视综合配套改革，以获得并维系司法的基本理性。国家领导人的产生，如发生争议，亦可以因选举程序问题诉诸司法裁决。而在三方组合的诉讼构造中，法官居于其间，踞于其上，因此，司法至上或审判中心，亦为必然。国家与社会的治理，是一种多种因素交织并发挥作用的复杂过程。

不过，司法并非解决纠纷的唯一手段。法院应当按法定管辖制度行使管辖权。

法哲学家朗· L.富勒（Fuller）称：‘相对制度涉及某种裁判上的哲学，道出了法庭内审判案件所应采取的关于进行方式的观念。根据判例解释，听取申辩的正当程序原则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当事人有权向不偏听偏信的法庭陈述案情。

尤其在现代社会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化发展，社会关系日趋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司法须有充分的能力，对复杂的纠纷做出判断，对交错的利益进行衡平。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司法改革的四十年，由此实现的司法进步，集中体现于对司法规律的尊重，从而使司法运行显现出应有的逻辑。